旅游，最早是由迁徙这个行为发展而来的，人们对于旅游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的天子巡游。

而到了魏晋时期，旅游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各路文人墨客，僧侣道士，纷纷加入旅游中来。对于魏晋人士来说，旅游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行为，更像是一种表达情感，寻求慰藉的爱好了。

一、隐士的自我救赎，游风独特，花样百出的旅游盛况

魏晋时期，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群雄割据的混战持续了四百多年，王朝更替迅速，战争持续不断，在这样的背景下，士大夫们产生了强烈的不安。

为了远离战乱，明哲保身，也为了对抗时代的黑暗，隐士们不得不探求新的出路，把精神寄托于自然，把灵魂归置在山水。

而这种被时代的洪流逼迫产生的人生态度，也让魏晋的旅游之风大肆盛行。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群体，便是隐士和僧人，如“建安七子”和“竹林七贤” 王羲之、 陶渊明、 谢灵运等人要么喜游山玩水，要么喜隐逸山林，而旅游的目的，也分为以下这么几种。

第一种：玄游

玄游一般目的性比较缥缈，借着旅游的目的参悟玄学的奥妙。于自然中洞悉玄机，陶冶情操，增加人对自然的亲近度，其中最为突出的代表，就是“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和稽康。

在《晋书·阮籍传》说，“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而笃好老庄，崇自然，傲然独得，任性不羁。”

阮籍生性放荡不羁，不游则以，游必尽兴。相传，有一次在山中和另一位隐士相遇，二人交谈甚欢，在回去的途中，二人均以啸声为彼此送别，倒是有一种荡气回肠的侠客气息。

而稽康则不同，根据 《晋书·稽康传》记载稽康经常闲游于山野之间，腰间持筐，口尝百草，并不热衷于与他人相谈，更像一位农夫。

稽康在《赠秀才入军·其十四》一诗中写道：“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钓翁，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

也能看出，稽康本性散漫悠闲，更喜欢享受旅行中的心境变化。而受这二位的影响，后世的名流们也留下了很多有趣的玄游之事。

第二种：归隐

归隐这类人呢，大多数处于郁郁不得志的阶段，他们看破了这社会的动荡，眼看这山河破碎，空有一腔热血却无力施展。

为了明哲保身，也为了能寻找新的心灵寄托，选择了找一处合适的地方归隐深林。

比方说陶渊明，官场漂泊十余载，不为五斗米折腰，但又无法在仕途上更进一层，最终选择了“采菊东篱下，悠然望南山”的生活。

第三类：传道

南北朝时期，快速发展的哲学理念除了玄学之外，便是佛教了，但在那个年代，宗教想要宣扬教义，除了在当地举办学堂之外，便是从游历中发展信徒。

久而久之，便延伸出两种类型。一类是修学旅游，这种方式目的比较明确，主要是以宣扬佛法为目的，周游列国，对当地百姓传道授业，修学旅游的代表人物就是西晋名僧法显。

作为国内外出求经的第一人，法显从长安出发，历经三十多个国家，最终抵达天竺，收集了大量的经文，对中国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一位颇具色彩的传奇僧人。

另一类则是山水旅游，以休闲为主，又因为佛教喜好出世，僧人们大多游历于幽谷、悬崖、孤岛等僻静之地，比较出名的代表有于法兰、支道林等人。

综上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确实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期，不论是名人隐士亦或是僧侣道士，都热衷于游山玩水。

虽然目的各不相同，但那份返璞归真，喜爱自然的情感却是真实的，但旅游热背后的原因，却也错综复杂。

二、阶级崩坏与哲学兴起，旅游山水，由此诞生

首先，从政治层面来看，魏晋时期，时局动荡不安，王朝迭代的速度非常快，阶级内斗也非常严重。

不少名士都死在了阶级内斗的过程中，汉朝末年的党锢之祸，反宦官的士大夫受到了严重的打压，无数文人大夫死于坑杀之中。

而到了魏晋时期，谋权篡位，流血内斗之事更是成为家常便饭。在这样的环境下，连保全性命都成为了一件奢侈的事情，于是不少士大夫选择了归隐山林，不再过问政治之事，最起码还能在这乱世中为自己留一条后路。

其次，伴随着阶级动荡，帝王们自顾不暇，儒学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信在那个年代已经显得苍白无力。

因为儒学讲究遵纪守法，想要成为圣人，那就要和古代的圣贤一样，礼仪道德不能丢，即便自己的内心情感再丰富，也得控制自己的欲望，做一个圣贤之人。

但魏晋时期，天下大乱按照儒学的方式想取得个人成就实在是太难了，再加上曹魏时期，用人以才为准，而不以德为准，儒家的道德论也彻底失去了对读书人的约束。

人们开始更多的思考生命的意义，对生存的渴望和对快乐的追求，让魏晋人非常注重对自我的满足。

所以在儒家思想全面崩溃之后，玄学、道学、佛学、开始兴起，玄学由于融合了道家和儒家的思维，主张探讨“有无”。

以探究世界本体为其哲学的基本内容，不问人事，只谈生死、动静等等虚无缥缈的东西，很多士大夫为了逃离现实，便转而开始研究起了玄学。

佛教主张因果论，生成这一世的修行是为了还前一世的罪孽，只要今生好好修行，下一世自然功德圆满。

这对于身处水深火热的魏晋人来说，无疑是极具诱惑力的。毕竟儒家太死板，玄学又太缥缈，佛学这种平易近人的哲学理念更容易被大众所接受。

佛教兴起后，无数僧人为了宣扬佛法，便开始了修学旅行，也就是传说中的西天取经。

而道家思想主张自然无为，清净自然，以最原始的样子面对世间的一切，摒弃杂念，洁净内心，而林间山水作为自然的一部分，最能对应道家的思想。

《庄子》中记载的高人和仙人大多都居于深林，这也从一方面带动了魏晋人士旅游的开端。

而最后一点是因为生产力的富足，使人们的审美标准得以提升，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局势混乱，但生产力对比之前有较大提升，尤其是世家大族，往往家丁众多，富甲一方。

比如“竹林七贤” 王羲之、谢灵运等人都出自世家大族，生活富足且优越，对自然的态度自然更加亲近。

毕竟自然赋予了他们土地和粮食，所以他们更能发现自然之美，外出游玩时也更加洒脱自然，也正是因为这些人的出现，为后世的旅游文化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三、诗词歌赋与文献地志，留给后世的瑰宝

魏晋人士在旅游的途中，并不仅仅是游山玩水，同样的给后世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诗词，这些诗词或以著书立说的形式流传开来，或以雕刻涂鸦的形式保留的山水之间。

读书人的文化底蕴本身就高，在面对自然之美的时候更能展现出更多的感慨，也正是由于他们对山水的痴迷和夸赞，这些后世的名胜古迹才能被传播开来。

比方曹操的《观沧海》、孔灵符的《会稽记》、盛弘之的《荆州记》、袁山松的《宜都记》等等，都非常详细的记载了当地的环境，以及旅游心得，这对后人的旅游文化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同样的，文人隐士去过的地方，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名人效应。

当这些文人为了寻找清幽之地修养身心时，由于自身文化素养偏高，对修行之地的选择更为讲究，而且其中不乏名人之士，他们去过的地方，在一定程度上就成为了后人旅游的首选。

而魏晋当时的旅游正热，很多人慕名而来，在一定程度上也扩大了这些地点的影响力，比方郦道元的《水经注》 就影响了后世《入蜀记》和《徐霞客游记》在选材上的决定。

结语：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特殊的时代，作为政治历程，魏晋南北朝是痛苦的，但在精神上却极具冲击力的。

即便旅游的初衷不再像秦汉一样富有生机，变得阴柔消极，但丝毫不妨碍他对后世产生的深远影响。

山水画，山水诗在这个时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人们对自然的审美以及态度也发生了质的转变，旅游景区得到充分的开发，对后世的旅游业产生了极强的推动力。

而这个时期开发的旅游景点和山水遗迹即便放到现在也是非常珍贵的旅游资源。而后世流传下来的诗句，更让人感叹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为后人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