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让许多行业陷入了“寒冬期”，其中影响最大要数旅游行业，而导游作为旅游行业中最具代表性的职业，也因为疫情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
资深导游从业者窦俊杰也在疫情期间发起了一项针对导游群体的调查，其中超过半数的导游在谈及新冠疫情对于导游行业的影响时持悲观态度。
研究在与导游工作者交谈也发现，疫情期间他们的再就业状况也不容乐观，很多招聘者在发现了应聘者曾从事导游工作后，选择了不予录用或者委婉辞退。
并且在谈及自身的职业时，导游从业者普遍认为自身所从事的是处于社会底层的职业。许多导游表示疫情让他们感到迷茫，富有经验的导游也表达了出了转行的意愿。
因此研究打算从心理学和组织行为学方面来探究在新冠疫情的背景下，有哪些因素对作为弱势群体的导游从业者对继续从事导游工作或再就业的感知（可雇佣性感知）造成了影响，并提出相对的建议。
研究对通过发放网络调查问卷，对4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导游工作者进行施测，使用《工作卑微感量表》、《事务型心理资本中国本土化量表》，并对工作卑微感、心理资本、主管支持感和可雇佣性感知这四个变量进行了回归分析和模型的构建。
工作卑微感、心理资本及可雇佣性感知之间的分析及结论
虽然工作卑微感对可雇佣性感知的主效应并不显著，但在发现了工作卑微感中各维度对于模型影响的不同，剔除了身体脏累这一维度后，由社交卑微和道德卑微组成的工作卑微感和这两个维度分别显示了对可雇佣性感知显著的负向影响。
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
在中介作用中，我们证明了工作卑微感能够通过个体的心理资本来影响个体的可雇佣性感知。但有意思的是，在以社交卑微为自变量时，中介模型为完全中介模型；而在以道德卑微为自变量时，中介模型为部分中介模型。这可以通过不同的方面来解释。
首先，社交卑微的定义是指自身会经常接触被认为是带有“污点”职业群体，如狱警、艾滋病工作者等，或与客户之间有奴性隶属关系的工人如客户投诉办事员、家政人员等。
在社交卑微的问卷中也体现了导游工作者社交卑微的触发细节，如因工作需要会对顾客低三下四、逆来顺受，在工作中会与一些没素质的人打交道等。这是一种由工作环境、社会心理距离或个人空间等微观角度引起的卑微感。
而道德卑微的定义是指自身的职业涉及犯罪或违背道德伦理，在道德卑微问卷中的题项也能够体现，如我的工作需要我欺骗顾客，我的工作被认为是不道德的。
而这是一种从更宏观的角度如社会学、人类学所带来的卑微感，社会对卑微工作的感知越显著，对从事卑微工作个体的角色认同就越弱。
因此相比于从宏观角度来审视的道德卑微，从微观角度出发的社交卑微可能只需要考虑的就是加强自身心理资本来应对卑微感以及可雇佣性感知。
而感知到道德卑微的个体需要考虑更多问题，且这些问题的解决可能需要依靠社会而非个体的力量。其次，感知到道德卑微的群体，虽然其工作因与社会道德伦理相违背而造成了职业声望的降低，但也促进了其强大的职业文化的诞生和发展。
而这种“非主流”的亚文化加强了卑微职业群体的凝聚力，促进群体内部个体之间的身份认同。
根据认知-情感的个性系统理论，人们感受到自己的身份与某类社会污名相关时，个体会产生一系列的认知、情感加工来应对这种社会污名，心理资本的介入属于情感路径的加工。
而职业文化则属于个体认知路径的加工，通过对自身职业亚文化的加工来抵消工作卑微感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因此，以社交卑微为自变量的模型，心理资本起到了作为单情感路径加工的完全中介作用。以道德卑微为自变量的模型，除了心理资本这条情感加工路径，可能还有职业文化这一认知加工路径，因此模型为部分中介模型。
主管支持感的调节作用
在调节作用中，我们证明了主管支持感在心理资本和可雇佣性感知之间的调节作用和主管支持感在整条中介路径的调节作用。
在研究中我们提到SCM-CSM模型保留了社会职业认知理论中的人为认知因素和背景及人格因素，模型中自我效能和结果预期皆属于人为认知因素，它们能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适应性职业行为，以及对适应性职业行为的感知。
且SCMCSM模型也强调了人为认知因素与环境因素（如，同事或主管的支持、当地的经济条件等）能够协调运作，共同影响适应性求职行为。
导游因工作卑微感和疫情（环境因素）双重影响导致了其适应性职业行为的下降，也就意味着影响其可雇佣性感知。
但由于人为认知因素（自我效能、结果期望，也即心理资本）和环境因素（主管支持）的协调运作，促进了其适应性求职行为，加强了可雇佣性感知。
人力资源管理建议
首先，在个人层面上，研究证明了心理资本能够有效降低导游因工作卑微感导致的可雇佣性感知，因此针对导游工作的心理建设和疏导应更加重视，提升导游的自我效能感、乐观及心理韧性等，可以根据研究中所使用的认知-情感的个性系统理论。
利用情绪疏导和认知指引两条路径来解决，通过心理上的干预措施来引导导游工作者，使其在疫情常态化的当下，也能具有相应的职业规划能力。
并且积极引导导游工作者对本身工作的价值观，认识到自身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将注意力集中于工作所创造的工作价值，并认识到工作本身的意义。
其次，在组织层面，主管支持也是对导游在面对个人和环境双重消极影响下“复活”的有效手段。
但导游职业自由化政策也像一把双刃剑，在同国际接轨，提升了导游的流动性，增加了导游的收入的同时，也让导游丧失了最基本的社会保障。
导游同旅行社的关系也从隶属关系转变为雇佣关系，导游无非就是旅行社的长工或短工。而目前大部分导游所挂靠的导管中心也大多是官办，不是导游自发组织的社会团体，不能代表导游的利益。
这就导致两种组织都不能让导游产生真正的组织承诺，也就无从谈起主管支持了。因此进行人力资源结构改革，旅行行政部门、旅行社、导管中心和导游协会多方共同管理，并建立合理的人力资源制度和薪酬管理制度。
既可以保证导游基本的社会保障，又可以提高导游对于组织的归属感，进而保证导游在面临困难时能够得到积极的主管支持。
最后，在社会层面上，已有文献表明，目前大学生仍认为旅游业是一种低收入、地声望的职业。
因此加强学校对导游及旅行行业的教育，提高从业门槛，保证高素质的旅游行业从业者的进入，进而提高导游工作者或旅游行业从业者的口碑，从根源减少其工作卑微感的发生。
展望
研究从导游工作者的视角出发，在疫情常态化的社会背景下，研究了工作卑微对可雇佣性感知的影响，并讨论了在加入心理资本和主管支持感后四者之间的关系，但不足之处在于：
（1）从变量的角度出发，工作卑微感的研究在国内尚不成熟，工作卑微感的概念起源于国外，但在不同的文化及社会背景下，人们所表现出的工作卑微感可能并不相同，所造成的影响也可能涉及其他变量。
且工作卑微感的量表也是根据国外量表进行修订，可能并不适用于中国社会。未来的研究中希望有更多的根据不同职业进行编制的本土化工作卑微感量表，这样可以探究更多对工作卑微感造成影响的因素。
（2）从研究方法的角度出发，导游工作者在填写调查问卷时会受各种不同的不可控因素的影响，从而造成研究结果的误差。未来研究可以结合更多的方法比如结合实验的方法，进而建立更全面的研究模型。
（3）从研究时间的角度出发，疫情常态化对导游工作者的影响并不是一时的，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因此研究的横断研究就显得并不全面，希望未来的研究也能够结合纵向研究的方法来使实验更具有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