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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古历史文化研究的思考与建议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日益彰显其独特魅力的新形势下，目前国内文化界兴起了一个探寻五千年中华文明、推进上古历史研究的热潮。我市各级领导对此也很重视，许多文史部门的专家、高校的学者、民间文化工作者都参与进来了，势头很火。我过去长期关注地球人类文明起源方面的研究，也关注中华文明起源和上古历史研究的学术动态，在这方面有一些粗浅的思考。今结合工作实际，谈几点个人的看法和建议。
一、关于研究方向的问题
搞中华文明探源、上古历史研究，“三皇五帝”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长期以来，史学界一直都在寻找“三皇五帝”的物证和史料线索，但很多问题依然迷雾重重。正如太史公所言“百家言黄帝、其言不雅训”。一方面是由于时代久远、很多信息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另一方面是在研究方向上则出了偏差。过去学术研究方向大都集中在“三皇五帝”生在哪、去过哪、死在哪、埋在哪、家族人物关系及后世传承等方面，偏重于对人物和地名的考证研究。
这种研究方向的偏差，也不是今天才出现的。从汉代的司马迁、班固，到东晋的皇甫谧，直到近代的王国维等史学家均是如此。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的先秦史学研究，一部分人依旧走的是老路，依然把上古人物和地名考证作为研究重点，而相关的地方领导也对此颇感兴趣。很多人认为只要能和“三皇五帝”挂上钩、讲出故事来，就可以发展文化产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我们史学界的某些学者也”善解人意”，主动迎合地方领导的这种需求，在上古历史人物生平、地名出处的考证方面下足了功夫，而对上古先贤圣君的发明创造、社会贡献则研究不多。所以涉及中华文明起源的很多历史谜团至今仍未解开。
学术问题，从大的脉络、宏观上梳理发掘，更容易把握。但从微观角度下手，往往是乱麻一团——越扯越扯不清，最后走入死胡同。所以，建议今后中华文明探源研究，要从过去的文献层次、文物层次，提升到“文明”的层次。要“观天象而知秋”，而不是寻落叶以见秋。
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作序的《中国上古史演义》，提出了“千古文明开涿鹿”论断。顾先生是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拓者、奠基人，在学术界具有深远影响。他认同这个论断，是有复杂的地理历史和政治经济原因的。这也应该是我们下一步文明探源学术研究的重点和方向。我们今后要跳出过去侧重考证人物和地名的思维惯性，要以“三皇五帝”为后世留下的文明成果为切入点开展工作。
大家知道，轩辕黄帝是肇创中华文明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他举贤任能大治天下，推历法、兴文字、建房屋、制舟车、创医药、教蚕桑、种植五谷，开启了中华文明的新时代。俗话说“文如其人”，黄帝的这些发明创造，蕴涵着他本人的丰富信息。顺着这个脉络方向研究，抽丝剥茧，有利于更快地揭开历史的谜团。如黄帝发明的农历（黄历）中的二十四节气中的诸多谚语，正是桑干河流域气候的真实写照：“小满前后，安瓜点豆”；“白露秋分夜，一夜冷一夜”；“七九河开、八九雁来”等等。而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河南一带的气候农时气候特点，则与此相差很大。小满是公历5月下旬，在河南山东一带正是抢收冬小麦的时候，早过了安瓜种豆的时节了。所以考证黄帝是哪里人，从历法角度也可以找到非常有价值的线索。
二、关于研究路径的问题
过去我们对上古历史、文明起源的研究，基本上是挤在两条道上：一条是文献，另一条是考古。文献典籍研究的这条道，由于有文字记录的历史较晚。目前我国最早文字记载的历史是商朝甲骨文，距黄帝时代已经一千多年了。现存很多有关“三皇五帝”的典籍史料都是后世学者，依据口耳相传整理而成的。很多史料残缺不全，以至于文献派学者的研究分歧很大，甚至有的观点相互矛盾。
考古这条道更为艰辛。我国考古工作起步较晚，涿鹿黄帝城考古发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开展的。1957年、1997年河北省文物考古队先后组织过两次发掘。2014年吉林大学也来这里搞过发掘。这几次考古发掘，结果都证明是战国时期的遗址，到目前还没有发现黄帝时期的城址。目前文物部门仍在对桑干河流域进行考古调查。从目前调查情况来看，还没有找到太有价值的线索。退一步讲，即使未来找到了一个五千年左右的大城址，如何认定为黄帝的城址，也是个难题。
文明起源和上古历史研究是一个既复杂又漫长的系统工程，需要考古学和历文献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联合攻关。现在看来，搞文明探源研究必须调整方向、另辟蹊径。要综合运用天文、地理、经济、政治、文化、民俗、生态、科技、中医等领域的研究力量、研究手段、研究成果，多轮驱动、齐头并举、统筹推进。
为此，我们今后要侧重从孕育、滋养中华文明成果的自然环境、历史背景、文化内涵、社会价值、发展规律等方面去研究发掘，进而揭示中华文明的形成机制和演化路径。除文史部门之外，其它相关的职能部门和单位也要参与进来，主动承担课题，合力攻坚，这样才能够把问题研究透、搞明白、讲清楚，让人心服口服、立于不败之地。
三、关于研究团队的问题
上古历史文化研究，需要各兵种协调作战，必须有一个能统筹指挥、强有力的“司令部”。这个事情，交给任何一个单位、任何一个兵种都不行。现在各级都有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和若干专班，同时聘请了一批学者专家当顾问,决心很大。但要注意，仅仅靠行政手段解决不了学术问题。行政领导可以组织协调，搞些后勤保障。学术问题，重点要让学者来解决。民俗典故方面的问题，要放下架子到群众中去找答案。古语说：“欲知天上事，山中问老人。”学术问题、特别是社会科学方面的问题，要联合攻关，走群众路线是必要的。
要重视学术专家团队的组建。一方面要依靠体制内的专家学者，这部分学者大多是学院派的。他们有他们的优势，理论水平高、知识面广。但依靠不是依赖，另一方面，我们还要重视本地的学术力量，特别是民间的“土专家”。他们接地气，有时能解决大问题。特别是在地名、非遗、民俗、传说等方面，有发言权，外来的学者插不上手。各地县、乡、村都有这类人才，想办法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给点课题费，花小钱也许能办大事。长期以来，我们学术研究不能够形成完整链条，主要原因在这里。
另外，建议建立一个激励机制。如果没有说法，专家顾问的热情不会持久的。过去有人曾开玩笑：“顾问是顾上就问、顾不上就不问”。这种情况是存在的。所以对于研究成果突出的专家，不论是外聘的、还是本地的，不论是体制内的、还是民间的，都要给予重奖。这个奖励，不仅仅是象征性的、荣誉性的，还要让专家动心，能切实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四、关于研究成果推介的问题
我们搞上古历史研究，目的是把中华文明演化机制、演进路径搞清楚，同时广而告之、广而知之，进而形成全社会的群体共识和民族的集体记忆。这种记忆要家喻户晓、要妇孺皆知；要深入骨髓、要刻入基因；要流传久远、要永不褪色，要在民族的思想史上留下痕迹和印记。做到这一点，必须重视宣传工作。宣传到位，事半功倍；宣传缺位，工作半废。通俗地讲，养鸡下蛋并不难，但把鸡蛋卖出去才是真本事。
近年来，相关部门和县区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先后聘请了很多学术大咖、搞了多次高层论坛，也出了一批研究成果，还编印了几本论文集，有的论文还发表在国内的学术刊物上，但影响却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就是研究成果的后期宣传没有跟上去。文章写出来了，论坛上念完稿子就完事了。请来的国家、省、市新闻媒体，报道推介大都是一些动态性内容，对学术成果的介绍也是提纲挈领的，缺乏通俗易懂、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和内容。今后要改变宣传方式，拓宽宣传渠道，提升宣传水平。建议各级宣传部门积极配合，要组织动员新媒体、传统媒体一起上，官方媒体和自媒体同时发力。同时要运用多种艺术手段来呈现、演绎、推介研究成果。没有天上的雨水来，海棠花儿不会自己开。在这方面还要舍得花钱投入。
学术研究成果要立得起、传得开、留得住，进而转化为社会共识，没有三五年或更长的时间，成不了气候。水烧开容易，但保持热度不容易。保持温度，需要持续添柴加火。所以抓学术成果的宣传推介，要有一股韧劲。要持续发力、久久为功，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幻想“毕其功于一役”。
五、关于研究成果活化利用的问题
在古代历史研究成果活化利用方面，很多人传统概念中仅仅拘泥于利用历史人物故事，通过祭祖参观等活动吸引外来游客，进而推动旅游业的发展。事实上，这条路很艰辛。投资大、周期长、回报低、见效慢。近几年外省市有几个地方每年都搞祭祖（黄帝）活动，美其名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但到场的海外华人，基本都是特邀回来站台捧场的。现场招商签约的项目，多数也是临时找来凑数的。虽然活动搞得很热闹，但旅游收入不理想，效果很差。这个现象值得我们深思。
如何做好历史研究和文明探源成果的活化利用文章？我认为，重点要围绕滋生繁衍中华文明的生产要素和劳动成果来做文章。举一个例子，在我国农耕文明众多的成果中，有一朵盛开在张家口市桑干河流域的奇葩——“涿鹿杏扁”。涿鹿是我国的“仁用杏之乡”，它出产的杏扁不仅营养丰富，含人体所需的钙、铁、锌、硒及无机盐和多种维生素，而且具有润肺、止咳、润肠止泻、杀虫解毒等功效。最新研究表明，涿鹿杏扁中含丰富的维生素B17，可预防和抑制癌症，经常食用可祛病强身，延年益寿。在当今人们日益重视康养、讲究药食同源的形势下，“涿鹿杏扁”应该有很多文章可做。
不仅如此，桑干河流域的其它很多土特产品，因其独特和气候土壤和古老的耕作技术，大多是上古农耕文明的活化石，开发利用空间很大。此外，在中医中药、蚕桑养殖、温泉疗养、天文历法等方面也有很多上古时期出现的文明成果。这些成果，直到今天依然充满活力、熠熠生辉。这方面活化利用的文章做好了，对于推动我市的社会经济发展大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