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一个加拿大人人曾经这样评价他:虽然白求恩起初是作为一个胸外科医生得到国际声誉的,但他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也是一个画家、诗人、军人、批评家、教师、演说家、发明家、医学著作家兼理论家。白求恩一生有很多爱好,世人熟知他作为医生和战士的一面,却较少得读他的文学作品。他来到中国后,一路写日记,并写了四篇报告文学。
请随着我们的文字,一起去感受白求恩有趣而伟大的灵魂,并阅读他写于战地的报告文学,用白求恩的视觉去体回战争的惨痛与片刻宁静的珍贵。

油画:手术中的白求恩
1890年3月3日,白求恩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格雷赫斯特镇的一所楼楼内。1973年加拿大联邦政府出资购买了白求恩降生的故居,按白求恩出生时房子的原貌进行了修缮,并将旁边的房子也收购了,建成了纪念馆。后来参观的人特别是中国人逐年增多,2009年加国政府再次投资250万,将原来的纪念馆拆了,重新建了展览厅。白求恩故居博物馆被列为加拿大国家级历史名胜。
在他故居的草坪上,竖立着红、蓝、黑3块碑文,分别用英文、法文和中文代表加拿大官方对白求恩一生的评价。碑文如下:亨利·诺尔曼·白求恩是一位大夫和人道主义者,出生于这所牧师住宅。他对蒙特利尔各医院外科做出了重大贡献,并成为一位坚决的社会化医疗制度的提倡者。1936年至37年西班牙内战期间,他领导加拿大医疗队,为西班牙共和军服务,首创了流动输血服务。他随后担任毛泽东领导的军队战区外科医生兼卫生顾问。白求恩不幸于1939年11月12日在前线逝世,成为中国人民所尊敬的英雄。
白求恩的父亲马尔科姆21岁时,放弃了行医、传道和教书的家庭传统,乘船到美国夏威夷去创业,准备买下一片橘树林来发财。在这里他遇到英国家具技师的女儿伊丽莎白·安·古德温小姐,二人一见钟情并一起回到了加拿大闪婚。他们一共生了三个孩子:第一个女儿,下面两位男孩,白求恩排行老二,
白求恩继承了他父亲的性格,从8岁时,就有了冒险精神和做外科医生的志向。大学期间,在加拿大温索尔干了一阵新闻记者,发现把字串成文章不但容易而挺有意思,同时他养成了绘画和雕刻的爱好,将自已看到任何喜欢的东西或随手捏塑,或用浓烈的色彩涂在画布上。
就在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加拿大宣战的当天,他报名参军,是多伦多市第15个入伍的人。他出发到法国去,在战地救护队当担架员。在战场上被一颗榴霰弹击中,左大腿被炸得露出了骨头,在法国和英国的医院里住了6个月后,被遣送回国,继续回到学校,完成他的学位。
毕业后,他加入了英国海军;一战停战前,调到驻法国的加拿大航空队当军医。在英国他退了伍,用自己艺术家般的眼光,流连于法国和西班牙的艺术家工作室和艺术品铺子里,帮那些有钱人收集各色货品,自己也过了两年颇为奢侈的生活,购置了最好的酒、无数的书、黏泥、颜料和画布。他的公寓里堆满了奇异的雕塑品——石刻的心脏、肾脏、卷曲有肠子、骨头、腿和手指。他说:我住的地方就像一家血淋淋的肉铺子。而他就在这个“肉铺子”里接待宾客,与一些作家、美术家和音乐家在此高谈阔论,放量饮酒。期间,他遇到了他一生的至爱——弗郎西丝,两人痴痴缠缠,两度结婚,又两度离婚,直至白求恩在中国牺牲时仍念念不忘。
白求恩在美国得了肺结核,在医院封闭治疗期间,他绘制了《一个肺结核患者的历程:一幕九场的痛苦的戏剧》的壁画,用九幅寓言画表现了他从出生到坟墓的各个阶段,并在每个寓言画的下面都题了一首讽剌诗。但他又不甘心等死,从一本小说中得到启发,把自己当小白鼠做试验,首次用人工气脑疗法治好了自己的病。
病好两年后,他去了皇家维多利亚医院,在那里胸外科工作和在麦吉尔大学教书,偶尔还去附近的疗养院讲学并示范手术。在那儿,这位技术男又开始了自己的技术革新,肋骨钳、机械臂,只要不承手的工具,他都会费尽心思绞尽脑汁地去改进,从此白求恩气胸器械、白求恩肋骨剪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的以白求恩命名的器械,就成了胸外科医生必不可少的武器。
再后来,他去了卡第维尔的圣心医院,做医生、绘画,并目睹着世界仿佛患了一种集体疯狂病:西班牙被军事独裁者统治,日本军国主义集团做着统治全亚洲的迷梦。他在迷茫中挣扎,收集着艺术品,用画笔绘制《最后审判日的外科医生》《夜晚的手术剧场》等油画,甚至在自己的公寓里开办起了蒙特利尔儿童美术学校,在当地的一个美术馆举行了一个画展。
他计划研究一个伟大的课题:研究全国界的医疗制度,并且拟定一个公共卫生计划,并最终扑灭肺结核。此时,援助西班亚委员会来邀请他去西班牙。他写了一首《今晚的月光如此皎洁》的诗歌后去了西班亚。诗云:
今晚这个苍白的月亮,
如此安静——皎洁而遥远——
是我们忧心的一面镜子,
高悬在冷漠的加拿大上空。
就是这个月亮昨晚低垂在
西班牙破碎的山巅,一片血红,
从她那明亮的盾牌上映照出
死者血肉模糊的面容……
在西班牙马德里,他首创了流动输血服务,用鲜血与钢铁争夺生命,并用文字记录下来一切,最后成为英雄回到了加拿大,在各在城市巡回演讲。

准备来中国的白求恩
1937年7月30日,白求恩应邀出席美国洛杉矶医疗局举行的“欢迎西班牙人民之友”的晚宴,在那里见到了中国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不久又阅读了美国著名记者史沫莱特写的《红军在前进》、斯诺写的《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这个正在探索世界医疗制度的热情医生,无论如何也要到陷入战火纷飞的古老中国来支援。经援华委员会的安排,他率领一支医疗队并带着足够的装备和器材,乘“日本皇后”号海轮,于1938年1月2日从温哥华启程、经香港到中国。在二月初就奔赴汉口,当时的汉口是中国战时中心。抵达汉口后,他发现此地是中国国民党的临时政府,而中央政府正迁往重庆。汉口一派混乱、鱼龙混杂,满街伤兵和难民在哀嚎等死;天上日本飞机狂轰滥炸、墙上树上是弹片和崩裂悬挂着的人的肢体和内脏,这地狱般的惨状他过去闻所未闻。白求恩写了他来中国后的第一部报告文学《在汉口》。


白求恩发表在美国《战斗》杂志中的文章 1938年8月号
1938年2月下旬,白求恩跟美-加医疗队一行在周恩来安排下去延安,在陕西、河南、山西等地辗转迂回,路途中一再受阻。并且多次遇到军队堵截、交通工具受损、被炸、被日军空袭等遭际,有几次甚至险些被日军俘虏。他将这九死一生的经历写了第二篇报告文学《过黄河》,后来寄到美国,曾经在美国《战斗》杂志全文刊载。除了文字,此期杂志还刊载了白求恩拍摄的中国战地照片、绘制的地图等。在发表此文时,《战斗》杂志专门加了编者按,称它是一部战争史诗,是来自中国抗日战场上最真实的报道。白求恩此文几乎是逐日记载了他40天里地狱般的生死历程。但他的信念是明确的:他要去延安、去为晋察冀军民服务!
他乘船渡过黄河,坐同蒲线火车北上,在临汾因敌人空袭又不得不返回潼关,最后乘着一节棚车,二入临汾。从临汾高显乘车进了绛州城,在绛州城一座小山顶的天主教堂内,一个荷兰神父和一位法国神父热忱地欢迎他,并开了一瓶红酒、点了一支雪茄烟。他在河津县的黄河岸边,在给阎锡山的军队的伤员包扎伤口中度过了他48岁的生日。

在五台山洗日光浴的白求恩
3月下旬,他到了延安。白求恩的第三篇报告文学就是他发表在加拿大著名的《号角日报》上的《窑洞大学:中国解放者的基地》。这篇文章是白求恩到达延安以后所写的对延安的观感,他激动地介绍作为一个外国人眼里延安的新鲜事,还有延安抗大的一切。这里生机勃勃,是一片希望的土地。
白求恩在延安住了三个星期,与一位从汉口来的加拿大医生理查德·布朗一起去黄河东岸的前方医院,他们经延平、绥德、米脂,在贺家川给国际援华委员会发出了第一份报告。不久,他收到了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的电报,邀请他写几篇文章,他在日记中高兴地说写道:好极了!我们可以用这笔稿费来购买药品器材。随即又发愁自己没有时间,连给他的同行者及中央写报告的时间都没有,于是他鼓励自己必须要挤出时间来。等他到了山西兴县和岚城的医院时,距他离开加拿大已经6个月了。

五台山松岩口模范医院病室旧址
白求恩来到了五台山,这里有河北村、河西村、松岩口三个军区后方医院,这里虽然是有着350个床位的后方医院,战士们却睡在铺着草的土炕上,没有病服、没有麻醉药,也没有一件外科手术所需的器材,甚至没有任何训练医生和战士。他不停地写信,寻求外界援助。他与聂荣臻司令提出了他的建议,被聘为晋察冀军区卫生顾问,他拟定计划将简陋的后方医院改建成一个模范医院,并开展了一个“五星期运动”。模范医院设在一座小庙里,他们在此盖起了手术室,建立完善的卫生制度,全面清洁,画出图样让人做了器械和绷带的消毒器,从村里找了些人,教他们如何做胳臂和腿的夹析、担架、病员证章、保存食物的盆桶以及敷药时用的标准托盘。在医院外平整一块场地,安放了一些舒服的椅子,使它成为病员的休养的娱乐场,将附属此庙的屋子的一个屋子改成了一个俱乐部,并找了村里的妇女试作了50套病员服、枕头、被子以及油布床单,并给医生人员上起起课来,讲授基本的医学知识,甚至规定了工作人员周会。

白求恩进入村里检查伤病员
四个星期后,松岩口模范医院正式开幕。它是八路军的第一个模范医院,附近各村子来了2000多人参加,五台县甚至来了一个军官代表团,还有一个晋察冀统一战线政府代表团。院内院外悬旗结彩,医务人员与能走动的伤员组成了一支小分队,共分7组,每一个小组的领头人手里举着一面红旗,上面用中英文分别绣着:
白求恩大夫,我们的导师。
白求恩大夫,我们的战友。
白求恩大夫,我们的卫生顾问。
白求恩大夫,我们的医生。
白求恩大夫,我们的友人。
白求恩大夫,我们的榜样。
白求恩大夫,我们的同志。
队伍绕场一周,最后走到白求恩面前,他们高声念出红旗上的字,并将旗子献给了白求恩。模范医院开幕的消息传到了延安、传到了前线、传到了各解放区,人们都知道那里有一个外国人,有一个叫白求恩的大鼻子医生。人们都知道他脾气不好,因为耽误了战士的治疗、因为效率问题、甚至因为他不知疲倦而屡劝他休息;而对于他医治的战士,他却慈爱地用中国话说:我的孩子……

1938年的五台山
就在这战火不断的前线,白求恩写了第四篇报告文学《一次县委紧急会议》。此文因他而起,晋察冀军区缺医少药的情况非常严重,白求恩执意要化妆去北平或天津购买医药。聂荣臻司令请示中央后,决定派去参加县委会议这项“紧急任务”。白求恩服从命令听指挥,会后,他撰写了这篇报告文学并希望将其刊登在美国和加拿大的报纸上,向那里的人民报告中国基层百姓抗战具体真实的消息。

白求恩在晋察冀军区做手术 沙飞摄
战斗来了,他带着他的战地医疗队走到了前线,从五台山走入了河北省,每到一个村子,就立即搭起简易的手术室,给伤员做手术,到分散在百姓家里的公务员员检查,这样的工作周而复始,直至在摩天岭附近的战斗中因给伤员做手术而划破了手指,因败血症而于1939年11月2日病逝,此时距他来中国刚刚22个月。
白求恩模范医院还在,只是主人已去,这里已恢复和平时的宁静。与之相毗邻的是新建白求恩纪念馆。一走进馆内,就可看到白求恩高大的汉白玉雕像,他高鼻梁,蓝眼睛,身着八路军军装,炯炯有神地看着每一个,仿佛依然在说:我的孩子。馆内展厅内陈列着白求恩同志在松岩口工作期间的照片和复制的文件、日记,人们看着,想象着一个伟大而有趣的灵魂,是如何跨过千山万水,将所有的热忱与艺术抛洒在这片热土。
【白求恩报告文学作品节选】
《过黄河》王海龙 译
那天我们只走了六十华里。很显然,日本人知道我们之间距离几乎已经是近到触手可及了。我们知道鬼子的骑兵一天就能行进我们两倍的路程,他们会随时逼近我们。我们在进行着一场竞赛,看谁能最早抵达黄河。在没能穿越这条大河前我们就不算逃离了险境。

白求恩过黄河时绘制的线路图
如果穿越了大半个地球辗转到达此地、我们还没来及到战地抢救伤员就被日本人俘虏了,那该是个多么巨大的耻辱啊!
今天是我的生日。我四十八岁了。去年今日,我在马德里包扎了六个伤兵,都是手和臂膀受伤;是些可以忽略不计的轻伤,而那些重伤员都在返途中死掉了。
星期五,我们离开河津,到达了陕西省黄河东岸的村子。听说日本人焚烧了我们昨天刚刚经过的那个村子。晚上九点,在深沉的黑暗中,我们继续沿着河岸前行。这是一个让人难忘的场景。
河岸上点燃了一堆堆篝火,五千多人聚集在一起,还有卡车、大车、骡子、马匹、大炮和堆积如山的货物在等待着穿越黄河到对岸的陕西。篝火的闪光在巨墙般陡峭的山间互相映射着,黄河在高耸的悬崖间奔腾。它的急流裹挟着巨大的冰块互相撞击,以每小时四十多华里的速度在黝黑的河面上咆哮。整个场面神奇且充满着蛮荒之力。
星期天很冷。疾风卷着尘土充斥天地间。下午四点,日本人的骑兵横穿过我们到达了东岸。我跟一伙从岸上帮我们运送器材的人一起跑到了河边。日本人开始用机关枪向我们射击,成束的子弹倾泻在离我们一百码外的河水里。
我们赶紧爬上河岸遁入了战壕。在那里,我们能清楚地看到河对岸的敌人。我们沿着战壕拐入了河岸,但最后,我们被命令离开那里,而且要冲过一块开阔地。突然,敌人又向我们开火了。我们赶紧趴下。子弹掀起的烟尘就在我们左近,非常可怖。我抬起头,惊恐地发现,我们距离前面对着我们的一支步枪差不多仅五十英尺左右!等到日本人的视线稍稍转向别处,我们兔起鹘落般迅疾逃离了那个地方!
我们听说日本人的军队有两万人,由四到五百骑兵,还有炮兵和步兵等组成。我们的大部分设备都运过河来了,但是没有朱德的那匹红马的消息。
我们今晚搬进了窑洞,这儿比房子舒服多了。又包扎了很多伤员,我们队里留下了两个人在这里等着集聚我们的骡子和大车。
这是一个寒冷的夜,第二天早晨醒来,我们发现地上积了约两寸的雪。我很同情那些就躺在地上没有任何遮盖的军人们。我们的窑洞温暖舒服。在村里没有什么可以吃的,除了小米。
上午,日本人的炮兵部队到达了河对岸。他们往西岸炮击了一整天。爆炸声在山岭间久久地回荡。轰炸延续了三天。我们的回答是,日本人的炮击能将三百英尺外的房顶完全掀掉,但却伤害不了我们的毫毛。因为我们的窑洞都是挖在山隙里的,而且都掘到了地下四十英尺。
山涧里的医院
(1938年8月15日—23日)
在地图上你根本找不到这个小山村,它太小了——只有百十家农户。一条清澈的山涧小溪流过这隐藏在翠绿山峦间的小村,人们就住在岸边泥土糊造的屋子里。这条山涧源于一条峡谷深深滹隙的底端,这座陡峭的山峰横贯南北。从峡谷往西看,我能眺望到山西河北的省界交界线。二三十里外,蜿蜒万里的长城攀爬向它的绝顶。我们再穿过这儿,走向另一座山的边际,这山顶直抵云霄。如果你在地图上找,你会发现河北省五台山,还有阜平县。这小山村就隔在二者道路之间。

隐蔽在五台山树林里的万人大会
我这里说是“道路”,其实就是条骡夫小道。它差不多十英尺宽,路面崎岖得就像老天爷最初造它时的那个模样。昨天,我们骑行了九十华里,从早上八点直到晚上五点,——在马鞍上整整耗了八个小时!医院就设在一座菩萨庙里,这庙掩映在柳枝和松林深处,坐落于路旁乱石堆垒的高台上(难道这种美幻、令人渴想的场景不会激发你的宗教心灵产生奇异之感吗)。

1937年的五台山
这庙里仍有和尚——是真正的和尚,我一天三次听他们嗡嗡地念经(简直太像圣公会教堂的情形了),也听到他们的敲锣声和钟声。不时隐约传来那种刺鼻的焚香的气味,有点怪怪的甜,又掺杂着露天天井里的花香在氤氲里飘着。不一刻儿,陡然又爆响起战士们洪亮的革命歌曲声。有一首歌,听起来简直就像在呐喊,歌词是:
“没有枪,没有炮,
敌人给我们造……”
这种歌声紧跟着悲戚的嗡鸣“大慈大悲的菩萨,求您保佑”。唉,在这个世上,所有我们相信的众神和“大人”们,都救不了他们。现在,他们必须想法去自己救自己。
庭园里满满的鲜花盛开着。巨大的粉色荷花,像丰腴的贵妇刚刚用过丰盛的午餐而有点娇喘微微慵懒不可支,耷拉着它们硕大的头。这花头肥硕得足有一个橄榄球尺寸,施施然摇曳在黝黑的荷花瓮的四周。天竺葵、玫瑰、野风信子花和草夹竹桃等等用浓艳的色彩装点着门庭的路径。柑树的低丛层上满满悬挂着等待晾干、折成方块清洗过的绷带纱布,像是满树盛开的白玉兰花。几头猪和狗在睡觉。那些轻伤号们在庙廊台阶上或坐或睡,伸展着略显笨拙、缠着绷带的伤胳膊伤腿在静卧。护士们穿着白围裙在碎步疾走。仁慈而温暖的太阳在蓝天上开始西坠了。云横穿山巅,慢慢地行进,像是在进行一场壮丽的游行。金色的空气中满是幼鸽的咕咕声,林间的风送来了远处溪流窸窣的咕哝声。

简隔的医院条件
庙院的四周是我们的病房。这里过去是和尚们的寝室和香客的宿处。现在到处躺满了伤员。他们都睡在泥土砌得硬邦邦的“炕”上,下面仅铺着薄薄的一层稻草。这些伤号们仍然穿着他们的旧军装,经过长年的日晒雨淋,它们褪成了不灰不蓝的颜色。伤兵一共七十五个,大都十八岁左右,大的有三十六岁。他们大部分是这个月负伤的。人们从北部山区和东部的平原通过陡峭崎岖的山路把他们移到了这里。其中有的从六十里路外送来,折断了手臂和腿,伤口洞开着,大都感染甚至坏死了。

五台山的寺庙古钟被当作了报警器
病房狭窄,黑黝黝的。所有的采光仅靠白纸裱糊的窗子透过来的些许光线。炕占了房子的大部分,伤员们一个个紧挨着躺在那里。有时候一溜要躺十五个人。这“炕”其实是个暖灶,在冬天,底下烧火,它高出泥地约两尺左右。当然,这里没有床垫、没有床单、没有枕头,只有麦秸草和用陈年棉花絮的一床薄被。他们或蹲或躺在那里,像是动物园里不幸的猴子。其中有的用毛巾蒙着头来防范像片片云雾般的苍蝇,有的则用他们暗黑且忧郁的眼睛凝视着这个世界。

大家在戏台下看战士表演
他们中间萦绕着轻微但持续的呻吟声,没有止痛药减缓他们的苦痛。其他人则平静地坚忍着。有些伤号还只是孩子。从他们忧戚和光滑的脸上看不出他们刚刚经历过暴力和死亡;虽然知道恐惧,但他们内心充满了生的勇气,这让他们向死而生。但是当我因治疗而不可避免弄疼他们时,他们会无助地哭泣,满眼含泪像不知所措的孩子。
我曾经试图说服一个十八岁的孩子截掉他的伤腿,这条腿已经被子弹打得稀烂,毫无希望挽救了。但是他坚决不肯。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如果截掉了腿他就再也不能打日本鬼子了。最后我答应他我会给他配上一条假腿而且替他在司令员那里找一个仍然能打鬼子的工作,他才同意了。他高兴得就像是我给了他一个大大的生日礼物。
